别人的相册

最暗的夜 最亮的星

　　世间物的丰饶与美丽，对其越敏感，就越容易慨叹如花美眷似水流年。生的基础是生存，其后才是生活，要苦苦维持有机体在这个星球上的运转，即使它终将朽坏而灰飞烟灭，这本身就是件无奈的事情。而死亡却不同，到最后，当所有生的乐趣都剥落殆尽，死亡仍然是未知的、神秘的、深不可测的。它也勿须倚赖这个物质的世界，它是永恒的。在最暗的夜里，与星月同光。

伤感纷至沓来

　　我曾经做过一个荒诞的梦，梦到自己回到学校，看到寝室楼——甚至还是本部那种限流1安培的旧楼——的墙角边堆着一些待处理的垃圾，内中有几本法律教科书。我因为好奇忍不住捡起来翻开看，看到扉页上竟是自己的学号与姓名，骤然心惊。而后一本本都是如此。我想莫非是离校时遗漏了一部分东西，赶紧冲回自己的寝室，又看到自己那些日常的洗漱器具堆在破旧的格子里，暗暗诧异，心想这些东西还没人来收拾掉么？心里开始计算自己离校的年限，这时我的思考又脱离了荒诞，计算出一个现实的结果。然后，就像超人Christopher Reeve在《时光倒流七十年》中掏出那枚1979年的硬币时一样，天旋地转。
　　这样荒诞无稽的情节，很难让人与“心如刀剜”四字联系起来。

　　人生是如此不公平，对于一些人来说，他们所热爱的东西全都短暂：青春与热情，所有那些闪亮的日子。而往后还有那么长的人生要去度过，所有那些可拿来聊以慰藉的东西，都不能弥补内心巨大的空洞。这是一场没有道理可讲的战役，失去失去，挽不住时光，一切都将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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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情感

也许每个人都曾经，在他人生的某个阶段，以为自己是不会老的。我现在已经不特别年轻，将来年纪也只会越来越长。温习记忆中那些收藏时，我习惯用现在的年份减去那部作品发行的年份，这个数字渐渐变成一个十年，而后又一个十年。有点像《半生缘》里沈世钧想起顾曼桢时的暗暗心惊——他们认识竟然已经十四年。

与这些作品的相逢见证了我们的青春岁月。这是一种私人情感。因为珍之爱之，私心里就不愿意它被张扬出来，而后被热烈地追逐与讨论。某天半夜三点，已经很困却赖着不想睡觉，不经意打开子夜同学的歪酷博客，听到背景音乐的时候尚来不及反应，某根神经就被牵动起来。离开自己的白驼山有多久，感触就有多深。她写的东西正是我想说的，今夜在影院，左近一样有鼾声与不合时宜的笑声。走出来的时候听到有人在说这片子就是太文艺腔了。这十余年来，我们看着那些台词被奉为经典、竞相传抄继而用得俗烂，正如看曾经爱过的人功成名就镀上金漆，你却只在意他正当好年华之时。当所有术语、解构与争辩都一扫而空时，你才能看到它的本质，爱它的本质。这无关复杂无关晦涩无关文艺腔，它只是一些人的那杯茶。它是我的那杯茶，仅此而已。

终极版的国语配音是一场噩梦。习惯了张国荣低沉的原音，甚至是稍嫌清亮的国语配音，唯独难以忍受欧阳锋说一口带儿话音的大咧咧的北方国语。还有张曼玉，因为印象根深蒂固，在我脑海里，她倚在窗边的形象一直配的是轻悄的说话：在我最好的时候，最爱的人不在身边……甚至也不是张曼玉的声音。当然这些不过是私人情感。

润饰过的画面中，林青霞的男装愈显俊逸，是我以前没有发觉的。那些水光山色，美人如花，如何描写都是多余。 

这是我最钟爱的一帧： 

《死亡约会》外一篇

　　大约几个月前Jessie跟我讨论阿加莎的戏剧论文该怎么写，我说哪个阿加莎，她说就是阿加莎推理戏剧季《捕鼠器》、《无人生还》的那个阿加莎。我就答说小说是看过不少，著名电影如《尼罗河上的惨案》或《东方快车谋杀案》当然也没错过（但那是当作上译厂的配音盛宴看的），单凭这样恐怕不能够跟你探讨论文的写法吧。后来我就瞎掰说，大可以从性别角度出发，女性作家描写人物是如何，她推动情节发展的方式是如何，人物之间的相互关联又是如何，等等。昨夜回家，在网上看毕《死亡约会》原著，突然觉得有话要说。

　　伟大的心智往往兼具两性特质 (A great mind must be androgynous，译成“伟大的灵魂雌雄同体”是否稍有不妥？)，是我看完小说的第一反应。一方面，阿加莎是冷静、超然而犀利的，她借助侦探波洛为桥梁冷眼观世，在云端之上微笑或叹息——她是他们的造物主；但另一方面，她又是敏锐而感性的，她对笔下人物的描摹方式让人联想起女子细致秀气的笔迹，不是另一种大刀阔斧的古拙笔法。《死亡约会》里的年轻女医生莎拉金即是一个兼具两性特质的角色，她时而变身追求爱与自由的热情女郎，时而返还其专业人士的理性与克制。她不依不挠地坚持自己对死亡时间的判断，显示难得的气魄和自信；而与之相对的是羸弱矫情的普莱斯小姐——无疑，后者阴性气质过重了。莎拉金这样的角色很难让人不喜欢，正如郭襄，她们性格中那磊落洒脱的一部分，并不常见于女性。小说中，金小姐最妙的一句台词是关于基督教的：　　

“这个嘛，以前我认为我什么都不信。现在，我就不知道了。如果所有教堂、教派以及不断进行无聊论战的教会，都能一扫而光”，她装出粗野的姿态，“这样我就可以清楚看到骑驴进入耶路撒冷的基督，我也许会信仰他。

　　中国人以“冰雪”二字来形容一个女子的聪明，实在是好。这句清爽剔透的感觉是女性所独有的。看阿加莎的小说常感到冷香扑面。

　　阿加莎与第二任丈夫在小亚细亚相识，婚后曾跟他去北非考古。她或许有东方情结（仅指近东中东），否则她笔下最扑朔迷离而又光彩夺目的推理故事不会总是发生在这些地方。这个从“文明”的西欧看向北非及东方的角度，本身就太有趣味。以《死亡约会》来说，那背景更是圣城耶路撒冷，阿拉伯译员自称基督教徒，在教会学校里学过济慈和雪莱的诗，是种无法让人发笑的幽默。

　　《死亡约会》小说结案后有一段小小尾声，是侦探波洛于五年后重遇走出母亲阴影的博英顿一家人。当年饱受精神疾患折磨却美丽宛如精灵仙子的小女儿吉妮芙拉已成为演员，在伦敦的剧场演出《哈姆雷特》的奥菲利娅。已成为雷蒙德太太的莎拉在家族聚餐时，面对吉妮芙拉耀目的红发和如花容颜，蓦然意识到她与母亲博英顿老太太的相似。那尊胖大、丑陋可憎的雕像，也曾有过吉妮一样的如花容颜。只是母亲阴暗，而女儿光明。

　　这样的笔法，已经稍稍超越了侦探小说的界限，但是很快又收住。她总是在凶杀与阴谋之间透露一点点温情与感性，却不让你看尽。她如此冰雪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