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一
作为五零后老三届父母的孩子，以前我总是带着一点虚荣和一点“老子先前阔多了”的态度去探究和转述早几代的家族故事的。如今想起来，却不免产生一种荒谬感。
《黄陂县志》里有我外公的祖父（高祖？）的条目，短短一段恰如历史课本里的民国人物小故事。他老人家出身黄陂中医家庭，清末贡生，公派留学日本士官学校（我稍微查了一下日本士官学校的中国留学生名录，对这个说法存疑；当然也不是说高祖他老人家像蒋介石一样伪造学历——县志多由知情人口述，有出入也未可知），入同盟会，辛亥前夕潜回武昌参与起义，任革命军政府军法处长（这个居然是真的，因为我在相关历史论文里查到了）。之后他曾担任处于没落期的湖北官钱局局长（居然也是真的），历史教科书一般地“不满北洋系的湖北督军倾轧革命党人，愤而辞官归隐”，并参与筹建乡里某条公路。
我外公的父亲（曾祖）应该寿命并不特别长，但曾祖母却活到了七十年代，很多家族故事由长辈从她那里听来。据说高祖在时，家中客似云来，佣人扫掉落一地的瓜子壳都扫到腰酸背痛（所以……民国时期让客人用垃圾桶是……不礼貌的行为吗？）。关于曾祖的片言只语汇集起来：他是政法大学毕业，职业是监狱长，抗战的时候日本人打过来还得带着囚犯逃难；他对犯人较为仁慈（不像三叔公四叔公都要用鞭子抽）……我最大的舅舅说印象中抽大烟的曾祖一直是个老人，现在想来他那时也不过四五十岁。那时还是民国，大舅舅犹记得少年时代带着某叔公（叔公们听着都是KMT大佬）批的条子“今天有两位小朋友来看电影”去看霸王电影……
曾祖母是不识字、裹小脚的地主家小姐，但是非常能干，一肚子旧中国的礼义廉耻，讲起道理来一套一套，会做很多的好吃的东西，甚至会做火炉（然而我不知道火炉是什么）。二舅舅犹记得她用湖北话说“求人不如求己，损口不如自走。”更颇带愤愤之色说自己每逢与继母（就是我亲外婆）冲突，曾祖母必然打他一顿以为了结，理由是继子必须孝敬后母，是为传统中国人的家庭伦理。家人也记得曾祖母在老年时期一双小脚拄着拐去十六铺看望亲戚，语气中每每有叹服之色。我觉得曾祖母（按照习惯我应该称作“太太”）一定超级厉害明事理，可惜我没见过她。
我外公是监狱长家的独子，从小“捧在手里怕摔着，含在嘴里怕化了”（亲妈的评语）。从来，对他的冷漠自我，家人都颇有微词，然，而，我，最，爱，他！他认真是个清爽干净的人，是陈丹青所说那种“单纯得一塌糊涂”的好出身子弟。他单纯到什么程度呢？在兵工厂做事时考取了中央信托局（居然也是一个真实存在、2000年后才撤销的机构）的职位，连招呼都不给兵工厂打一声就跑去上班，可是那是兵工厂是机密单位，于是他就被通，缉，了，又是靠有势力的某叔公出面摆平。如今我想到自己在职场上的种种不靠谱之处，总觉得其实我很像外公。
中央信托局迁台时，领导想找些老实可靠的员工带过去，找外公谈了好几次话。这位单纯得一塌糊涂、只关心京戏和裁缝店里自己的新西装的四十岁中年男子回来找妻子商量，被妻子翻一翻白眼，家乡话回了一句：“去mosi撒？”从此作罢。他在旧政府金融机构做事，一家子x叔公y叔公的KMT反动派，后事可想而知。然而即使到老，他都是那个单纯得一塌糊涂、只关心八点档武侠剧（京戏的某种衍生）和电视里的魔术表演的老人。并且，他总在八十高龄换三部车跑去城隍庙买形状可爱的打火机……即使轮番被儿女念不可以如此，他置若罔闻。
我的外公是个没有半分油腻的男子，从没秃过也从没胖过。他的身形和着装都很像《渴望》里王沪生的老爹（当然五官并没有蓝天野老爷子那么神气）。从各种意义上来说，他都非常不像一个传统父权社会所培育出来的男性。然而他也毫不多情浪漫（他真的只喜欢形状奇趣的翻盖打火机），否则我简直可以把他比作贾宝玉。他生了四个儿子，却最宠爱作为独女的我妈，并且对唯一的男孙我表哥也没什么特别喜欢……从他身上我隐约得出一个未必对的结论：世间没有两全其美，一个人要么做贾宝玉要么做贾政，要么干净通透却百无一用，要么恋慕父权而成为其卫道士。
穿插其中的一两则小故事：其一，上世纪八十年代台湾开放赴大陆探亲，昔日外公手下的小同事扛着各种家电归来，家乡话跟外公说一句“你在这里真是zaoye。”其二，他族中有位堂姊妹当年跟着丈夫撤退，下船想要再看一看（还是干点什么），部队下了死命令船要即时开走，从此夫妻相隔两岸（可以说是相当小说情节了）。据说这位堂姊妹当年是珠光宝气的官太太，下场很惨（当然，“珠光宝气官太太”本身也并没有什么值得骄傲……）。
至于我起先说“荒谬”，是因为我是家中唯一对家族历史感兴趣并且（十分）八卦的一位。辛亥革命首义史、湖北官钱局沿革等种种，都是我饶有兴致查来与口述一一印证。而家人们更在意的，永远是“老子先前阔多了”，外公耳根软没去台湾，因此一家里有女人做主就会败掉（？！！），以及不如人意的继母子关系与婆媳关系等等。这种荒谬感，一是来自于“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人事变迁，二是血缘至亲这种被中国人几乎是过分强调的纽带，其实也不过如此。比如高祖潜回武昌参与首义，是薄有理想或根本是政治投机？比如外公上着大学就被叫回家和指腹为婚的姑娘结婚，他是心不甘情不愿还是顺势而为？而这位美丽的原配年轻轻旧罹癌去世，他又是什么心情？我亲外婆出身不错又受过教育，为何在三十岁上经人介绍（也不是什么自由恋爱）给外公做了续弦？对于这些，家人们不谈论，彼此不感兴趣，并无传承。一个个鲜活的、有血有肉的人，被糊上父母兄弟叔伯舅甥的标签后寂然无声。又或者，几代之后家族中会出现一个牛心古怪、（十分）八卦的小孩把片言只语整理成文，然后说一句“咦？我太姑奶奶还挺有意思的。”所刻画者，也不过是人最根本上的孤独。
我亲外婆的故事，我觉得足以开另一篇日记以研讨中国女性的地位与无奈……
最后，我作为一个标准的地富反坏右后代，想认真说一句：台湾在2017年制作的长篇电视剧《一把青》真是烂透了。
之二
首先感谢我去世十多年的外婆，她在武汉的祖宅遇上市政拆迁，我妈作为顺位继承人无端多了二十万……我外婆的父亲有五个儿女，之后儿女又儿女，我妈作为n分之一都能拿到二十万，真是祖先庇佑，应当搞一下迷信活动在家设个祖宗牌位。
我跟我外婆相当熟，是她在身边长大的。前些年舅舅回忆家中几个后辈的童年趣事，说我从小就说要做男人不要做女人，我听罢大吃一惊，心想我果然从小就是性少数派吗？结果舅舅跟着说，你还解释说，因为外公整天都在躺椅上看小说，外婆则整天在做事。我松了一口气，心想我只是少年早慧，没记事起就看出了两性间的结构性不平等。
我刚记事时外婆都七十多了，脑子还很清楚，经常给我讲她的武汉旧事。因为她和外公的关系，湖北人在我印象中绝不是“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那样的厉害角色；相反，武汉于我，像是《城南旧事》中林海音的北平。我对民国戏很挑剔，旧时看台湾剧里的老派外省人，譬如雷鸣、张冰玉和常枫，或是旧影像资料里鸡皮鹤发的白光、叶嘉莹教授如今的演讲，这些是怎么都对的，但如今的民国戏就差得多。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样子。
外婆是好出身（虽然我不知道她父亲的职业，一说是绸缎庄老板），在家行三，有两个哥哥和两个弟弟；因为是独生女儿又早年丧母，很受父亲的宠爱。在七八十岁上受了家人的气，她仍忿忿道自己在娘家如何受宝贝。她有一双半成品的小脚，说是绑到一半的时候上新式学堂的哥哥们回来跟家里闹，于是作罢。她的双脚行走是毫无问题的（据说很多小脚妇人都健步如飞，更何况半成品），但脚趾都挤作一团，集中弯向一个不可思议的方向。后来父亲送她去上学，由洋人办的教会中学到湖北省立女子师范，以至于她在五零年代被划归为“失业知识分子”，早年破旧的户口簿上，宗教那栏里填着我小时看来很时髦的“基督教”。然后她才不信教，只是会说起管先生叫“密斯”，在学堂唱赞美诗和白俄最教人瞧不起的往事。那所教会中学，她脑筋清楚的时候会念叨名字，我记成了“圣希里亚”，成年之后去查，叫做“圣·希理达”，是武汉最早的新学堂。
然而她又不是受新式教育的新女性，在被质疑某些决定时，她会马上搬出一套理论说，自己那个时代的人，秉承“男人是天，女人是地”，因此她都是听外公的，不要怪她……关于他们之间究竟谁听谁这件事，我的观察是——两个都是甩手掌柜，懒得做决定，因此家庭事务处理得并不好。还有一次，她一本正经地对我表姐说：“你现在这个样子在我们那时候叫做‘同居’，是要被人看不起的。”搞得我表姐一脸懵圈……
我感觉我外婆起码有一千个面相。在与她关系尤其不好的继子口中，她嫁人前是脾气古怪的老姑娘，嫁人后则是苛待继子的后妈；可是我后来去武汉遇到她的娘家亲戚，又说“三爹”（三姑妈）在家时对自己很好。她的亲儿女和她关系未必最好，连我妈都是跟外公更亲，舅舅说她年轻时是弄堂里有名的歇斯底里，常常捕风捉影揪住一件事跟外公吵到半夜，更动不动闹着要回娘家；可是在老邻居眼里，外婆又是一个特别聪明、针线很好文化很高的邻居太太，居委会当年请她去教书，她以不会说普通话为由拒绝，躲进了街道图书馆当管理员，但是辅导了几个学历低得多的邻居去教小学。我二舅舅（继母子关系真是难搞）说她从不读一本书看一张报，对外界形势一概不知，以至于因为偷懒怕麻烦就不去台湾，害死一家儿女；但在我印象中，外婆很爱拿起报纸读故事，并且整天都在做家事（导致我从小不想当女人）。外婆最大的罪状是不孝敬婆婆，婆媳关系恶劣，令舅舅们耿耿于怀。
至于我眼里的外婆，可能跟其他很多人的奶奶外婆没什么两样，就是——外婆。回想起来她确实聪明有文化，比我初中都没怎么读就去黑龙江放马挤牛奶的老三届妈妈醒目一百倍。在我记事时她几乎完全不歇斯底里了，但是从丢了一条内裤也要怀疑是邻居偷的这类事上看来……年轻时歇斯底里也未可知。她年轻时并非美貌佳人，不是很多人秀出来的倾国倾城祖母辈，但也算长得体面，容长脸尖下巴高鼻梁，皮肤白皙（九十多岁昏迷在病床之际，仍然肤白如雪……）手指颀长，只是有一对奇异的八字眉斜斜向下（也就是金庸书中灭绝师太的长相）。
一个好出身、高学历（民国标准）、相貌不差的女人如何拖到三十多岁给人做填房，至今是个谜。以我个人体验来说，我觉得外婆年轻时对男女情爱、成家立室、生儿育女可能没多大兴趣，自顾自教教书过过日子，作为家中独女极受宠爱，似乎并没有什么必须要结婚的道理（对比一下白流苏，嗯）。家族中到我这一代，好几个亦都有此倾向。我们的幸运之处在于时代又再新了几番，不用最终被逼上梁山。
去年无线新剧《跳跃生命线》里，马德钟饰演的男主麦在田面对离婚与他同住的刁蛮家姊无计可施，对人说他爸爸从小就教他，说女儿嫁人后就是别家媳妇，幸与不幸全凭运气，因此这对父子在姊姊未嫁前对她百般纵容。这位爸爸的做法教育专家未必认同，但认真很暖。
回想起来，我外婆脑筋清楚时最爱讲娘家事。会掏出英俊青年的戎装照，说她大弟弟在战场上染了病，年轻轻就没了。电视里放《陀枪师姐》，她很兴奋地说自己的名字也叫做“三元”（她行三，家中乳名是三元）。对于她和我外公的婚姻，她亲生的二子一女，她辛劳带大的几个孙子孙女，她并不算太爱提及。后来她脑筋糊涂了，觉得受气的时候还嚷着要回武汉找父亲找亲眷……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平心而论，以上种种婆媳不合、继母子矛盾之处，或许每个家庭都有一两出，我外婆也未必处理得比旁人更差。我只是觉得“做人难，做女人更难，做旧时代不能自主的女人难上加难”，让我想起探春说她但凡是个男人便另有一番计较，那种气苦无奈。我外婆本来自己好好的，一嫁人又要忙着生儿育女又要给人当妈当儿媳妇，她嫁得又未必百分百心甘情愿，要变得歇斯底里使蛮力菜刀剁砧板表达心中焦虑，我觉得我是可以理解的……
当然，她同时似乎确实是个懒散不上进的人，懒得念大学，懒得学普通话，懒得去台湾，不去相亲结婚或许也是因为懒（我终于为自己的“懒底”找到了遗传学原因）。然而……千红一窟万艳同悲，懒与不懒，人生的路途也就这几条，想起来真令人丧气！
